中新网上海新闻9月4日电(李秋莹 张婧易)当爱好变成工作、公司化身“游乐场”，你以为沉浸在“玩”的乐趣中，殊不知可能早已深陷资本精心设计的牢笼。为什么我们愿意“用爱发电”？为什么工作与生活边界的模糊如此普遍？为什么甚至连拥有高议价能力和自主性的顶尖软件工程师们也沉迷加班，还能同时保持超高的创造力？
俄勒冈大学社会学博士、浙江大学社会学系研究员吴桐雨最新力作《牛马游戏：硅谷大厂如何驯服工程师》由光启书局正式出版发行。这部基于13个月深入田野调查、100小时研究观察、66次正式访谈的扎实研究，首次系统揭示了信息资本主义时代下，一种更为隐形、精巧且高效的劳动控制术。本书一经推出，即获得国际顶尖社会学家麦克·布洛维(Michael Burawoy)、清华大学沈原教授、马克斯·普朗克社会人类学研究所所长项飙等海内外权威学者的联袂推荐。
在公众印象中，硅谷科技巨头以其宽松自由、创意无限的工作环境著称，而工程师们头脑聪明，特别注重工作-生活的平衡。然而，《牛马游戏》一书却穿透了这层光鲜亮丽的面纱，直指其核心运作逻辑中隐秘的“劳动控制术”。作者深入一家硅谷科技巨头，发现了一个令人惊讶的现象：公司内部竟存在着超过五十种游戏来激励劳动者加班。
这些游戏绝非简单的员工福利或团建活动。它们被精心设计并深度嵌入到工程师的核心劳动过程之中：从用于培训和评估员工、提升技能与抗压能力的模拟类游戏(如敏捷开发流程)，到用于柔化全景监控、制造“混乱乐趣”的整蛊类游戏(如“甜甜圈邮件”黑客恶作剧)；从用于解决劳动分工问题的“轮盘赌”代码审查游戏，到激发团队竞争精神、提升协作效率的收集类与奖券类游戏(如“刷工单”“收集徽章”)……工程师们通宵“开黑”“保级”修复漏洞，沉迷于开发竞争排行榜，为小组或个人“荣誉”而战，乐此不疲地投入远超正常工时的工作。
作者根据不同针对性和功能将这些游戏归结为四种基本类型，它们互相交织，构成复杂的“游戏场域”。支配劳动者的行为，激发他们的创造力与超额劳动力，成为信息时代科技产业独特的治理模式，不同于工业时代早期的“专制”模式，也不同于其晚期的“霸权”模式。社会学家沈原教授指出，本书所揭示的“游戏场域”理论，“堪称对劳工社会学的一个重大贡献”。
面对不同于工业化时代蓝领劳工的新劳动主体，要将其潜能激发出来，管理者就需运用迥异于以往的方式。通过大量访谈，作者发现，该公司之所以能调动工程师们积极投入劳动“游戏”，是因为这些游戏成功询唤出工程师们从小就培养起来的“玩家主体性”。作为“玩家世代”的年轻人，他们从小浸淫在电子游戏中，不仅对编程debug非常熟悉，也更容易认同于游戏中冒险闯关、充满不确定性的叙事话语，以及排行榜带来的竞争。同时，游戏消费也塑造了他们快速学习、敏捷反应和应对危机的抗压能力。正是这些特质，使得当代软件工程师们在管理者精心设计的游戏叙事的询唤之下，自愿“为公司卖命”，为团队荣誉而战。而不同游戏的叙事与设定，在多大程度上能够引发工程师们的共鸣、激发他们的主体性，则影响了不同游戏的参与度与有效性。
作者指出，对于硅谷工程师这类极具创造力和自主性的群体，传统的基于“同意”的霸权控制模式解释力不足。模拟游戏等游戏化策略，建立了一种超越霸权政体的新型劳动控制机制——“游戏化治理术”。它通过制造沉浸式的“游戏现实”，更深入地渗透到劳动者的认知、情感和行为层面，有效削弱了霸权体制下可能存在的任何集体抵抗意识。它让劳动者相信问题在于自己“游戏玩得不够好”或“不够投入”，而非资本剥削制度本身。
值得一提的是，吴桐雨没有只关注白人男性工程师群体，更没有将工程师群体视为铁板一块。她特别考察了其中女性、少数族裔工程师(尤其是亚裔) 的独特处境。这些“码农”往往无法完全认同“玩家主体”，他们觉得为了游戏荣誉而工作的方式“太情绪化”“不专业”，甚至“幼稚”。他们更倾向于将自己的工作形容为“搬砖”。这种差异与他们的教育背景(更强调实用性和技术精进)、移民身份(面临签证压力)以及年龄结构(通常高于本土白人工程师)密切相关。然而，即使带着疏离感，他们依然“兢兢业业”地投入，驱动他们的往往是更现实、更不稳定的因素(如H-1B签证的束缚)。“游戏场域”对他们而言，更像是一个无法逃离的牢笼。
类似地，性别是塑造游戏文化与玩家身份认同的另一个重要因素。作者通过调查注意到，女性工程师的性别身份认同与玩家身份认同难以兼容。她们往往也认为沉迷游戏是不健康的，除了工作，她们在业余时间有许多自己的爱好和社交圈。这加剧了女性工程师在该公司中的边缘处境，不少女性受访者表示，过度推崇游戏文化营造了对女性不友好的工作环境，使她们沦为“局外人”。劳动控制中的结构性问题在这些案例中露出端倪。
作者研究指出，在该公司，游戏化机制恶化了科技产业本就严重的超时工作现象。在高强度“游戏”压力下，工程师们职业倦怠高企、跳槽率居高不下、身心状况岌岌可危，游戏化劳动对个体健康的长远损害不容忽视。不仅如此，游戏化治理术强化了个人主义和自由主义的话语，让工程师们认为成败系于个人在“游戏”工作中的表现。这进一步瓦解了促进就业平等和稳定的集体努力，只要能在游戏和与工作相关的挑战中获胜，他们便甘愿成为助推自我剥削与“卷”同事的共谋者。
值的关注的是，后疫情时代，美国科技产业巨头多轮裁员，这些公司已不再热衷扩招，转而更充分地压榨现有员工的生产力，提高其绩效表现和创造能力，增加其专注时间和生产效率。“游戏化”“自由”的工作环境实际日渐变成“有毒”的工作环境。
而在这个AI模型迅速成长、科技行业告诉发展的信息时代，劳动形态已然发生着转型，劳动者提供的不再只是简单的体力、脑力和情感劳动，资本对技术与创造力需求激增。本书所揭示的“游戏化治理术”及其背后的逻辑，很可能成为我们所人的未来。可以说，《牛马游戏》不仅仅是一本关于硅谷的书，它更是一面镜子，映照着信息资本主义时代日益普遍的工作困境。它向所有在“内卷”中奋斗、在KPI与OKR中挣扎、在“热爱”与“倦怠”间摇摆的当代“牛马”敲响警钟：如何避免工作处境变得 “有毒”？答案就藏在这部融合了学术深度、田野温度与批判锐度的书中。（完）返回搜狐，查看更多